當前我國“供給側改革”正深入至“金融供給側改革”，這將為金融業帶來諸多變化。一方面，金融供給側改革將給金融機構帶來機遇：銀行業金融機構將出現分化，重塑銀行體系機構數量和業務比重;非銀金融機構將迎來新的發展機遇，特色化專業化機構重要性提高;深耕機構業務的券商將迎來新的發展機遇;商業銀行不良資產壓力需要轉移，將會給不良資產處置、債轉股、資產證券化等業務帶來機會。另一方面，金融供給側改革也會帶來挑戰：前期補短板和降成本增大了商業銀行的資產質量壓力，部分銀行將面臨貸款定價能力和風控能力的考驗。因而，為更能適應國際化、市場化、現代化的發展需要，金融監管要及時升級。

        西方國家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經濟學理論來源于供給學派思想。19世紀初，法國經濟學家薩伊提出“薩伊定理”，即供給自動創造需求，成為供給學派的思想起源。凱恩斯主義在上世紀70年代失效后，以蒙代爾和拉弗等經濟學家為代表的供給學派思想再度興起。近年來，新結構經濟學開始在我國受到廣泛關注，強調要從實體經濟需求側的角度出發，完善金融供給，以真正發揮服務實體經濟的功能。

        在具體做法上，從2016年到2017年，金融負債端在“做減法”，金融層面以去杠桿、防風險為主線，央行通過重啟14天逆回購、增加MLF等中長期資金投放、提高MLF投放利率等方式，提高金融機構負債端的成本，擠壓套利空間。從2017年到2018年，金融資產端和負債端同時“做減法”，摸底排查票據、理財、同業等幾乎所有主流業務。2017年11月出臺的資管新規征求意見稿，對監管套利、多層嵌套、剛性兌付和資金池問題統一監管。去年下半年以來，金融供給側改革強調“有增有減”，摸索建立完善的金融供給，構建多層次、廣覆蓋、有差異的融資體系。

        從資金流動鏈條的角度看，金融體系可分為三大部分：資金端、金融機構及市場、融資端，即居民和企業的資金通過金融機構及金融市場流向具有融資需求的行業和部門。其中金融機構及金融市場是金融體系的供給端，一方面提供金融產品，滿足居民及企業財富管理需要，引導資金流入。另一方面提供融資，滿足居民及企業融資需求，實現資金融出。顯然，當前我國金融供給與資金端、金融機構與市場以及金融供給與融資端均存在結構性匹配問題。主要表現在房地產擠出金融資產投資、在金融機構與市場方面存在結構失衡、金融供給轉變緩慢，滯后于實體經濟結構升級三個方面。

        據廣發銀行發布的《2018中國城市家庭財富健康報告》，我國住房資產占家庭總資產的比例高達77.7%，遠高于美國的34.6%，而金融資產占比11.8%，遠低于美國的42.6%，也遠低于其他發達國家水平。而且，金融產品匱乏，投資品種單一，城市家庭銀行存款占比42.9%，理財產品占比13.4%，股票、債券、基金等風險資產占比12%，金融產品嚴重同質化，財富管理服務質量較弱，專業性欠缺，市場缺乏長期資金來源。

        我國金融結構以間接融資為主，直接融資占比較低，且發展不充分。截至去年末，銀行貸款、表外融資、債券融資以及股票融資占社融存量的比重分別為67%、12%、10%、3.5%。間接融資中以銀行為主，其他金融中介占比較低。影子銀行雖一定程度補充了金融供給，但其資金仍大量來自銀行，且基于監管套利而產生、積聚了大量風險。在金融去杠桿和嚴監管的背景下，影子銀行規模大幅收縮。據測算，去年底我國影子銀行資產規模約37萬億元，而2016年的峰值是43萬億元。而在銀行中以大型銀行為主，缺乏定位于專注微型金融服務的中小金融機構，且中小銀行經營管理水平在相對較弱的金融結構下，極易出現信用風險。在央行公布的中資大型銀行口徑下，去年末7家大型銀行資產規模占整體銀行業比重達50%，貸款規模占整體銀行業比重達35%，而小型銀行資產規模及貸款占比均較低。中小銀行的風險偏好相對更高，更適宜深耕地方，具有渠道下沉的優勢，支持小微、民企的優勢極為顯著。但中小銀行經營風格較為激進，定位不清晰，經營管理理念、戰略規劃及科技實力均較弱，在強監管下面臨較大資產質量和資本補充壓力，經營難度較大。

        我國偏重間接融資且以大型銀行為主導的金融供給，具有風險偏好低、重抵押物、風險識別能力弱等特點，有效支持了過去以重工業為主的經濟結構;但當下經濟發展以消費、創新、中小企業為主要驅動力，具有輕資產、高風險等特點，然而金融供給轉變緩慢，滯后于實體經濟結構升級，難以滿足國民經濟重點領域和效率更高的實體經濟領域加杠桿需求。

        基于上述分析，我們認為，未來金融供給側改革需在以下幾方面著重發力：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風險攻堅戰，鞏固供給側改革“三去一降一補”的成果，補齊金融業短板;加大金融改革開放力度，促進金融市場和金融服務業對外開放，為微觀主體發展注入活力;增加多層次金融產品供給，豐富居民和企業投資渠道，加強股票、債券、基金、理財、保險等金融產品布局，降低房地產在居民資產中的配置比重;加快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提高直接融資比例，豐富多層次銀行體系，完善債券市場結構，改善金融結構和市場結構;著力改善金融和實體經濟的供需結構，把好貨幣供給總閘門，適當運用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精準滴灌”民企、小微企業等國民經濟重點領域和效率更高的實體經濟領域。

《電鰻快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