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部分中小公募基金公司來說，2018年實際上遭遇到了無米下炊的窘境，例如天治基金就是其中一例。

　　對于內地的公募基金而言，2018年可謂冰火兩重天：一邊是側重于權益類基金的公司感受到泥沙俱下時無能為力的無奈；而另一邊則是側重于固收類基金的公司感受到了蕭瑟寒風中的陣陣暖意。

　　來自于Wind資訊的數據表明，自2016年12月募集成立一只債基后，天治基金已經連續兩年新發基金掛零了；與此同時，公司的存量基金規模也在日趨萎縮，去年四季度末，公司的資產規模僅約為14.4億，較前年底下降約5.2億，排名下滑到近三年來的新低——在納入排名統計的131家公募和資產管理公司中，其僅僅排在了第111位。

　　歲末，天治基金發布了人事變動公告，時任董事長呂文龍不再擔任公司董事長一職，昔日曾任東方基金一把手的單宇接任。對此，接受《紅周刊》記者采訪時，天相投顧基金分析師賈志分析天治基金長期低迷的原因：首先，天治基金沒有自己的特色產品；其次，天治基金的產品線也不夠齊全，目前天治基金只有混合型、債券型、貨幣型基金，沒有股票型、指數型基金等其他類產品；此外，天治基金也沒有明星產品或者明星基金經理，無法吸引投資者的注意力。

　　高管變奏曲：帝都來的援兵玩得轉魔都？

　　對于總部位于上海的天治基金來說，2019年將是其成立的第16個年頭了；但是，無論從公司的資產管理規模還是排名而言，2018年都創下了近年來的新低，公司一舉創下了多項尷尬的紀錄：其在排名110位之后的基金公司中，天治是唯一旗下擁有公募基金數量達到兩位數的公司；但是按照四季度末的規模14.4億來計算，平均單只基金的規模僅1.3億。

　　從2016年2季度時將近50億的規模到去年底的14.4億，天治基金實際在大約1年半的時間內縮水了約三分之二，這其中固然與委外潮退引發的機構資金撤資不無干系；但同時，公司的權益類產品與固收類產品連年表現平淡無奇，疊加小基金公司弱勢的渠道和口碑效應，旗下存量的公募產品規模也基本遵循著逐季滑落的軌跡。

　　面對節節下滑的頹勢，來自公司股東方的耐心似乎有限，公司人員變動頻繁，連高管也概莫能外。首先是董事長，自2003年成立以來，天治基金的董事長一直由趙玉彪擔任；2010年起，他接任總經理的職務，同時代為履行董事長的職務；2011年起，高福波出任天治基金的董事長；但到了2014年，趙玉彪再次出山，直至2017年4月，呂文龍接替趙玉彪成為公司新一任的董事長。然而，僅僅一年半左右，董事長一職再次變更，昔日東方基金“內訌門”的主角之一單宇，2018年12月初才入職天治基金的，但年底已經出任了公司的董事長。

　　無獨有偶，天治基金的總經理一職實際上也多次更迭。根據《紅周刊》的不完全統計，先后出任過天治基金總經理一職的包括了屈年增、祖煜、劉珀宏、趙玉彪、常永濤、呂文龍等人；巧合的是，與曾在京城東方基金深耕過的單宇一樣，公司現任的總經理恰好也是同樣出自“帝都”基金公司旗下的徐克磊。

　　但從徐克磊2017年7月上任至今，公司的規模和排名幾經起伏，但仍然呈現擋不住的下滑態勢：2017年年中時，公司的規模排名在104位，彼時的資產規模約18.5億；而去年年末，公司的規模排名在111位，資產規模縮水至14.4億。

　　對此，接受《紅周刊》記者采訪時，長量基金分析師王驊指出，天治基金發展不佳除了大股東吉林信托發展不理想、缺乏支持之外，管理層頻繁更換的影響也很大。在成立較早的基金公司中，天治基金的人員變動非常大，尤其是成立以來高管變更頻繁。其實，基金管理公司和一般企業一樣，只有優秀的人才沉淀才能伴隨公司長期成長。

　　基金經理團隊亮點寥寥：外籍人士成為A股基金舵手

　　不僅是公司的高管變更頻頻，實際上天治基金的基金經理團隊也長期處于變換動蕩之中。《紅周刊》記者注意到有趣的一點，在Wind系統的公司備注中，公司的現任投資總監一職空缺，然而在天治基金官網上，許家涵則被注釋為公司現任的投資總監；而且，團隊中現有一位加拿大籍人士“TIANHUAN”管理著非QDII的權益類基金產品，這在內地的基金公司中也是較為少見的現象。

　　來自于公司網站的信息提示，天治基金現有基金經理9人，基金經理平均的任職年限為3.03年。頗為引人注目的是，在非QDII和滬港深基金領域出現外籍基金經理TIANHUAN，這在內地公募基金中還不常見。

　　從去年8月上任以來，TIANHUAN所管理的基金是天治研究驅動。由于任職時間尚短和四季報尚未披露，尚無法看到其具體的持股情況。不過，在迄今短暫的任職期間，天治研究驅動A的任職總回報為-12.61%，而天治研究驅動C的任職總回報為-12.71%。從其2018年6月入職天治基金到8月出任基金經理，中間僅僅相隔了兩個月的時間。

　　除去這位加拿大籍的A股基金經理頗引人關注外，基金經理團隊中的另一個焦點就是現任的投資總監許家涵，但他所掌管的公募產品僅有天治核心成長一只，其是從2015年6月2日開始掌舵該基金的。來自Wind資訊的數據表明，從2016年至2018年，該基金在同類基金中的排名均居于后三分之一之列。以2018年為例，該基金全年的凈值增長率僅為-27.78%，其在576只同類基金中排在了第413位。

　　值得注意的是，這只基金實際上有部分類指數基金的特性，根據基金的契約，實際上其核心組合用于跟蹤大型公司股票指數（富時中國A200指數），衛星組合用于優選中小型公司成長股票。但是，根據記者的查閱，富時中國A200指數2018年全年下跌約24.43%，而基金實際跑輸了該基準；而再看2017年則差距更為明顯，該指數全年上漲了25.96%，但該基金的凈值增長率全年僅僅上漲了7.68%。

　　袖珍化生存的背后：“2015一代”集體迷失

　　除去TIANHUAN和許家涵，實際另外幾位基金經理的業績也乏善可陳，這其中的原因林林總總，但產品整體的規模不繼則是一大隱患。

　　《紅周刊》記者注意到，在權益類基金經理中，尹維國是唯一一位如今管理著兩只產品的掌門人，他管理的天治新消費和天治趨勢精選雖然去年凈值增長率也均為負，但兩者之間還是有著十幾個點的差距：前者去年全年的凈值增長率為-32.58%，而后者去年全年的凈值增長率為-18.25%。

　　“尹維國是天治成長起來的基金經理，管理的兩只基金天治新消費和天治趨勢精選的收益卻出現了分化，天治新消費完全投資于消費品而天治趨勢精選則加入了行業判斷和擇時。天治新消費在2017年的行情中表現出色而2018年消費行業整體不佳拖累了業績；從天治趨勢精選2018年優于滬深300的表現看，基金經理也有一定的擇時能力。”王驊對此如是分析。

　　但值得注意的是，兩只基金的規模則著實難堪，根據Wind的數據，天治新消費去年年底的最新規模僅為0.16億，而天治趨勢精選去年年底的最新規模僅為0.20億。還不僅是這兩只產品規模袖珍，天治中國制造2025的最新規模為0.32億，天治財富增長的最新規模為0.66億，天治研究驅動兩類份額加總的規模也僅為0.12億。在公司現有的權益類產品中，實際上唯一拿得出手的就是天治核心成長了，但其最新的規模也僅僅剛過4億。

　　除去受到規模因素的制約外，就權益類基金經理而言，他們在投資中的失誤其實頗為相似。《紅周刊》記者注意到有趣的一點，許家涵、尹維國、胡耀文、曾海等基金經理基本都是2015年走上崗位一線的，但他們旗下的基金在2018年無一例外地經歷了超過30%的跌幅。

　　對天治基金來說，權益類基金的平淡僅僅是問題的一面，而另一面則是固收類基金同樣表現中庸。目前公司規模最大的基金是天治天得貨幣，規模為4.74億元，在貨基中的收益排名實際是中等偏上的。而公司第一大的債基則是天治穩健債券，但在2018年債券牛市的氛圍下，該基金全年的收益率僅是-0.1%，而同類基金的中位值則是2.35%；類似的是，天治可轉債近1年的收益則是-5.17%，這在固定收益行情相對較好的2018年著實“寒酸”。

　　綜上，綜合《紅周刊》記者的采訪，早年單宇曾是天治基金籌備組成員，對公司的歷史比較了解，但其并無資產管理經驗，可能較難指望董事長能推動公司業績向前；而徐克磊曾在泰達擔任過營銷策劃部總經理、總經理助理兼業務副總監，某種程度上似乎可以預見公司未來也將更多強調銷售而并非管理，2019姑且拭目以待！

　　（本文已刊發于2019年1月5日出版的《紅周刊》）

《電鰻快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