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涉足助貸業務的金融科技平臺負責人給記者算了一筆賬，不少銀行將助貸業務年化利息嚴格控制在12%-15%之間，按照用戶消費金融平均貸款額1萬元計算，貸款利息收入為1200-1500元，而銀行只愿拿出300-400元支付獲客費用，導致助貸平臺做一筆虧一筆。

　　“日子肯定越來越不好過。”一位涉足助貸業務的金融科技平臺負責人趙誠（化名）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感慨說。

　　過去一周，整個助貸行業接連遭遇兩大政策“打擊”。

　　1月9日，浙江銀保監局向各銀保監分局、杭州銀行(7.550,0.00,0.00%)、各城市商業銀行杭州分行下發了《關于加強互聯網助貸和聯合貸款風險防控監管提示的函》（下稱《監管提示函》），明確要求轄區內城商行與民營銀行不得外包核心風控環節，同時原則上只能經營省內客戶。

　　5天后，銀保監會出臺《關于推進農村商業銀行堅守定位強化治理 提升金融服務能力的意見》（下稱《意見》），要求農商行嚴格審慎開展綜合化和跨區域經營，原則上機構不出縣（區）、業務不跨縣（區）。

　　“這意味著銀行只能通過助貸業務向當地用戶發放消費信用貸款，無法再開展異地放貸，導致整個助貸行業資金量與業務規模驟降，甚至令整個助貸行業增長拐點隱現。”趙誠坦言。

　　在一位城商行人士看來，監管部門出臺這些政策措施也無可厚非。因為有些城商行農商行通過互聯網助貸業務將大量資金投向東部經濟發達地區消費貸款用戶，甚至個別中小銀行在一線城市的貸款額度已經達到整體零售貸款業務的50%以上，大幅削弱了這些銀行對當地經濟發展的支持效應，也不符合監管部門希望城商行農商行主要服務當地經濟發展的初衷。

　　趙誠坦言，這兩天他們內部一直在討論應對策略。在多位平臺高管看來，最好的應對策略就是多找城商行農商行開展助貸合作，以滿足平臺在不同省市的助貸業務資金需求。

　　但趙誠發現，理想很豐滿，現實卻相當骨感——隨著越來越多中小銀行意識到監管部門不希望他們涉足跨地放貸，紛紛對助貸業務說不。

　　“現在我們擔心整個助貸業務發展可能會一蹶不振，慢慢退出市場。”一家國內大型金融科技平臺業務主管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坦言，但對很多互金平臺而言，這意味著一個重要的業務轉型方向被“關上了大門”。

　　但在他看來，一直以來，助貸業務始終處于“灰色地帶”，缺乏明確的政策扶持與合規操作指引。在當前相關部門加強防范金融風險的情況下，它很容易成為金融強監管的又一個“犧牲品”。

　　無米之炊“困局”

　　在趙誠看來，上周出臺的《監管提示函》、《意見》對助貸行業的打擊力度，遠遠超過2017年底出臺的《關于規范整頓“現金貸”業務的通知》（下稱《通知》）。

　　“《通知》主要限制銀行與無牌照互金平臺開展助貸業務，并要求銀行不得外包核心風控環節，以及對部分互金平臺私下承諾壞賬兜底等違規行為開展從嚴監管。”趙誠回憶說。當時整個助貸市場一度風聲鶴唳——多家中小銀行緊急叫停助貸業務“避險”。

　　所幸的是，不少助貸機構與金融科技平臺很快找到了所謂的合規操作方式，一方面他們在助貸業務環節引入擔保機構或保險機構，由后者為銀行助貸資金提供擔保，從而解決了壞賬兜底的操作合規性；另一方面他們將風控技術輸出給中小銀行，由后者自主判斷做出消費貸款決策，從而滿足銀行核心風控環節不得外包的監管要求。

　　隨之而來的，是整個助貸行業的運營模式發生新的變化——以往助貸平臺之所以敢私下承諾兜底壞賬，因為他們可以通過賺利差（消費金融貸款利息-銀行助貸資金利息），有效彌補壞賬虧損額并獲得較高的回報；如今在“合規操作”的情況下，助貸機構與銀行會協商消費貸款合作的利潤分成，或采取按件收費模式（包括獲客費與銀行按件調閱黑名單的查詢費等），也能獲得相對可觀的收益。

　　“相比《通知》側重對助貸業務操作合規性開展監管，《監管提示函》與《意見》則直接對城商行農商行異地放貸進行強約束，導致整個助貸行業資金量大幅縮水，陷入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窘境。”趙誠直言。

　　在14日看到《意見》后，趙誠迅速與數家正開展助貸合作的農商行協商應對策略。目前多數農商行主要提出兩項新的助貸操作建議，一是在不新增異地放貸業務規模的情況下，存量異地放貸業務等到期后自動清理，二是未來銀行只接受轄區內的用戶消費貸款申請。

　　“有些城商行也采取類似的態度。”他透露，在看到浙江銀保監局下發《監管提示函》后，這些城商行也要求助貸機構不得再新增異地放貸業務申請，只能接受省內用戶。

　　在趙誠看來，這意味著助貸產品的風控模型、獲客方式都需要進行調整——比如整個助貸風控模型必須側重城商行農商行所在地區的消費群體信用狀況特征變化。

　　“如今我們比較擔心的是，不少地方用戶要么消費金融貸款需求不夠旺盛，不足以支撐助貸產品發展，要么客群違約率較高，令助貸產品遭遇更高的壞賬風險。”他坦言。其結果是當地中小銀行不愿再共同承擔助貸業務壞賬風險，轉而要求助貸機構進行壞賬兜底，否則就不再開展助貸業務合作。

　　上述國內大型金融科技平臺業務主管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坦言，助貸業務縮水或許是“最好的情況”，目前他們遇到的更嚴峻挑戰，是多家城商行農商行直接叫停助貸業務合作。原因是他們認為監管部門之所以出臺《監管提示函》與《意見》，除了不希望他們借互聯網助貸渠道過多開展異地放貸業務，還有嚴控助貸業務規模的意圖（因為有些地方金融監管部門根本不知道助貸資金到底流向何方，是否存在黑箱操作），紛紛打了退堂鼓。

　　“這兩天明顯感受到多家中小銀行對助貸合作的態度出現了明顯變化，以往他們會試探性地詢問利潤分成與風險共擔比例，如今他們直接對助貸業務說不。”他直言。

　　但記者注意到，相比趙誠的焦慮，這位國內大型金融科技平臺業務主管對此相當淡定。

　　他私下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在去年流量成本一度高漲（有效獲客成本漲至500-600元/人）的情況下，不少助貸機構其實“不賺錢”。他給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算了一筆賬，不少銀行將助貸業務年化利息嚴格控制在12%-15%之間，按照用戶消費金融平均貸款額1萬元計算，貸款利息收入為1200-1500元，而銀行只愿拿出300-400元支付獲客費用，導致助貸平臺做一筆虧一筆。

　　“某種程度而言，當前新的監管措施給不盈利的助貸業務停擺，提供了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他直言。

　　信托+助貸再度活躍

　　隨著中小銀行助貸業務面臨停擺困局，不少助貸平臺紛紛尋找新的替代者。

　　多位助貸行業人士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近期“信托+助貸”模式重新活躍，不少助貸平臺正在與信托公司洽談發行信托產品募資用于助貸業務。

　　在一位熟悉相關操作流程的知情人士看來，信托+助貸模式也讓此前助貸業務諸多灰色操作變得“陽光化”。比如此前助貸平臺私下承諾壞賬兜底，現在可以由信托公司發行結構性資管產品（優先劣后級），由助貸平臺自有資金認購劣后級份額，其他機構出資人則認購優先級份額，變相實現壞賬兜底職能。

　　此外，不少銀行此前不知道助貸資金具體貸款流向，也令監管部門擔心其中暗藏金融風險。在信托+助貸模式下，信托公司可以通過技術手段與系統搭建，時時了解信托產品資金的每筆貸款流向，以及實際逾期狀況與壞賬額度，并根據產品投資風險變化及時提出產品清盤要求，最大限度保障優先級別份額出資人的資金安全。

　　“不過，當前以信托產品作為通道吸收銀行資金的操作難度非常大，因為資管新規出臺后，銀行擔心借道信托產品提供助貸資金，可能會觸碰多層嵌套等監管紅線。”這位知情人士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透露。目前信托產品對接的資金方，主要是企業或私募基金等機構投資者。

　　 在他看來，這也意味著助貸業務的融資成本水漲船高，以往銀行理財產品對接助貸業務，助貸平臺只需給出年化7%左右的融資成本，如今私募基金與企業提出的資金年化利息大概在9%左右，這還不算信托公司主動管理的收費與產品手續費。

　　“有些運作過信托+助貸模式的助貸平臺后來發現，若將消費金融貸款利率控制在36%以內，在扣除融資成本、壞賬率、運營成本等開支后，整個助貸業務根本無法實現約6%-8%的預期回報。”他透露。因此他們轉而向互金平臺或持牌消費金融機構提供助貸服務，一方面持牌消費金融機構允許的貸款利率相對較高，可以超過年化30%，至少能確保整個助貸業務保本微利，另一方面部分互金平臺借助等額本息還貸的技術性手段，將實際年化貸款利息調高至50%-60%，從而滿足各方的收益訴求。

　　“但是，持牌消費金融機構與互金平臺的資金規模畢竟有限，在失去中小銀行的資金支持下，整個助貸行業很可能遭遇發展拐點。”上述知情人士無奈表示。

《電鰻快報》